凯拉韦：我终于成了正式教师，我得承认不一定比年轻教师更出色

我现在可以骄傲地自称教师了。在实习的一年里，我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但也有一些预估大错特错。

作者|露西•凯拉韦

我工作生涯中最丢脸、最刺激、最令人心力交瘁的一年结束了。学校（马上）放假了，期末考试的成绩已经出了，数据输入进了电子表格，而教室里的布置也已收起。

本周，我将参加在英国央行举办的一个晚会，和几十位曾经的律师、银行家和公务员一起，庆祝我们成了城里岁数最大、可能也最奇特的一群新教师。

在经历了戏剧性的一年后，上周授予我教育资格的场合有点令人扫兴。这张证书进入我的垃圾邮件夹内时，我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书橱内用一卷透明胶带修补破损的课本。当我把它拖出垃圾邮件夹后，我还是无法下载，因为我忘记了自己的教师参考号(Teacher Reference Number)，又不知道该如何弄个新的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为我现在可以自称教师而自豪不已。更让我自豪的是别的Now Teach实习教师。我与其他人共同创办这家慈善机构的想法是，让年龄较大的专业人士重新接受培训，以便在具有挑战性的中小学担任教师。

可我没想到会有超过1000名申请者，也没想到会有近50人在去年9月和我一起开始接受训练。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会有这么多人坚持到底。

教师培训有点像分娩：当时会极度痛苦，但一旦过去了，你就会忘记当时的感觉。

今年春天的一天，一位心力交瘁、银行家出身的自然科学实习教师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要退出：他权衡了自己的选择，决定宁可在印度洋上的游艇上呆上两个月，也不愿再向8年级学生解释光合作用了。我不怪他，也不意外；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他这样的只是少数。对多数Now Teach参加者来说，忍受培训的耻辱是可选的：我们不必这么做。

然而，在47个参加培训的人中，只有6个人退出——原因包括他们发现这份工作太辛苦、压力太大、太苛刻、太孤独等各种原因——或是因为通过更近距离的观察，他们发现自己不太喜欢青少年。还有几个人暂停了培训，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家庭危机。50多岁的人在生活中遇到的糟心事要比20多岁时更多。

我们其余人都通过了培训。一些人开始吸烟，很多人瘦了不少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当上了新任教师，从9月开始上岗。

更好的是，约有80名新学员报名参加了明年的Now Teach计划。他们的背景甚至比第一批学员还要丰富。其中仍然有很多来自埃森哲(Accenture)和谷歌(Google)的前银行家、律师和难民，但也有一位景观设计师、一位赌注登记人、一位兽医流行病学专家，以及一位从自己创办的软件公司中赚了大钱、如今想教孩子们学计算机科学的人。

上周我邀请所有人来我家吃晚饭，向他们道谢，并（再次）告诉他们明年会有多艰难。当我洋洋得意地站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上发出警告时，我可以听出来自己的声音不够坚定。

教师培训有点像分娩：当时会极度痛苦，但一旦过去了，你就会忘记当时的感觉。我已经在1月份谈到了一切有多艰难。当时我自己的授课体验似乎越来越糟，有6个Now Teach的同事威胁要退出，还有几个人在和他们的学校打仗。但现在一切似乎都很好。

虽然我的对策是加倍努力而不是轻易放弃，但我被自己的大错特错惊到了。

从一开始，Now Teach就是一个实验。让年纪较大的人进入教学工作是一件大胆的事，因为论资排辈的话他们将处于底层。我有时对自己的狂妄自大感到佩服。虽然我的对策是加倍努力而不是轻易放弃，但我被自己的大错特错惊到了。

我的第一个大错是低估了教学需要多少技能。结论是远比写专栏要复杂得多，而且现在我仍然不太擅长。

我一生中至少花了2万个小时来研究如何写出像样的专栏，而到目前为止，我授课的时间只有300个小时，因此我的绝望是完全可以预料的。但我不喜欢做不好事情，现在看我恐怕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研究出如何像样地授课。只有到那时，我才能对大家都在问的问题——“你热爱教学吗？”——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“是的”。

第二个错误是，我曾经十分肯定，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，Now Teach参加者会成为比22岁的年轻人更出色的实习教师。

迄今的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比年轻的实习教师起步更慢——最初的冲击太大了——尽管到了今年春天，我们全都在迎头赶上。我不再认为我们会比年轻教师更出色，但我仍然认为我们会有所不同。

我还错在认为50多岁的教师会给教研室增加多样性（大多数教师都在25岁左右）。我们学校没有教研室，而我的同事们太忙了，根本顾不上我有多大年纪。也许孩子们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，虽然并不总是通过好的方式。

我曾在一所小学实习了一周时间，其间一个7岁的孩子在操场上走上前来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这么老？”

我的一些担忧被证明是错误的：我曾担心我们可能会怀念我们过去的地位，但我并不后悔自己不再收到盛大活动的邀请——反正我太累了，无力应付那些事。一位前高级公务员称，她的地位比以前还高：她的朋友之前从来不问她的工作，但现在她遇到的每个人都渴望听她讲述教室里的“战事”。

我还错在，担心我们难以听从年龄不到自己一半大的人的命令。现实更加复杂——我们压根不喜欢接受命令，尤其是当我们与领导们意见不同的时候。命令有很多：学校是等级森严的地方，而我们这代人在扁平化组织内呆了太长时间，这种转变完全是个冲击。

“但是我在成为正式教师的第一年里确实哭了。第二年更加艰难得多。”

不过，我在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判断完全正确。我认为我会喜欢和青少年相处，这是对的。我认为重新开始是一件美妙的事，这是对的。我认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，这也是对的。

去年8月，我所在学校的校长警告我，所有的实习教师都会在入行第一年的某个时候落泪，Now Teach的参加者也会一样。我很自豪地报告，我从头到尾都还没流过一滴眼泪，而且大多数人也是如此。

带着这种自鸣得意的情绪，我刚刚问了一位年轻同事，她在实习期间是否哭过。她回答称，没有。可之后她说的一番话，却给我即将开始的漫长暑假蒙上了一层阴影：“但是我在成为正式教师的第一年里确实哭了。第二年更加艰难得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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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图片来源：Getty Image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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